[27] 在很长时间里，论者提及谢弗林案，往往只谈论遵从和两步走方案，而较少提及此种遵从和两步走方案的前述默认前提，而ATA案的相关争论显示，对这一前提的忽略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不必要的观念混淆。
开不开全国人大，是否制定新宪法，至少是不那么迫在眉睫了。但是，在毛泽东的心中，这个时候要制定的宪法，已经不是最初设想把《共同纲领》变成宪法的、作为一种粗制品的宪法，而是一部把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化的宪法。
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中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事先既然已经认定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为什么在仅仅三年之后，就认为政协会议似乎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了，而必须召开自下而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订新宪法以示《共同纲领》不合时宜? 比《共同纲领》早两天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抱怨：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当然，如果要制定宪法就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注26 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向外界公开表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向苏联阵营的同时，刘少奇正对苏联进行着秘密访问，与斯大林商谈建立中苏同盟的事情。
周恩来代表中共对提议做了说明。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届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举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比较约定中双方的责任，投资方责任较轻或几乎没有，那么属于行政承诺的可能性就较大。
某市财税系统公开承诺财税机关复议期限为：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一）行政承诺型式化的现实需求 行政承诺的型式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暂时性行政处分基于已发生事实的盖然性对外作出的决定，其内容可能与终局性行政处分相同，也可能相反。 六、结语 回顾行政承诺的历史，它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
全面推行办公文明用语和禁用非文明用语活动，使全体机关人员都自觉做到：接听好每个电话，接待好每位来访者，努力做到来有问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充分体现机关的文明形象。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44] 该案件涉及区政府和税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级别权限问题。我国的内部行政行为通过特别权力关系的方式解决，而非通常的一般法律关系。只要不违背相对人预期可能性原理，即只要符合相对人的预测可能或心理预期，便可肯定型式化仍然确保了制度的明确与安定。如果非要勉强说上级机关对投资人作了间接承诺，考察其法律性质可得知应属观念通知，而非行政处分的行政承诺。
型式化的目的在于经由将各种基本单元予以类型化、型式化、制度化，以产生法治国家的规律。[35]还有一个例子：南通市劳动局实施的191要就业服务承诺，出台的文件规定，凡领取《就业登记表》的失业职工和已领取《下岗证》的下岗职工，本人迫切要求就业并对岗位不挑不拣的，15日内为其提供岗位。 注释: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私营合作制在我国的实践及其行政法难题研究（项目编号：13BFX036）的阶段性成果。在行政承诺型式化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过程规范。
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的内容是讨论该行政活动有关的共通规律，即厘清各种行政活动基本单元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范围）、容许性与适法性要件、权限（何种机关有作成何种行为的权限）、程序（该行为应依何种程序作成）以及法律效果（依该行为可发生何种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以及此一法律效果所及的主观、客观范围如何）、争讼类型（对该行为所生争议应依何种争讼途径救济）等问题。而行政合同是双方的协议、合意，因此不可能是行政承诺。
[18]参见前注[12]，马荣春文。又如，某县城乡规划局承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民房）和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时间由20个工作日缩短为15个工作日。
从行政过程来看，行政承诺是下一个行为的前一个行为，处于先前阶段。当然，以下的反向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非行政承诺形式。德国法院的判决主要涉及承诺的拘束力，承诺有否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等问题。如果在合法情况下，承诺给予公务员升迁、提高生活水准，在没有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国家里，也是一种外部行为。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权对外代表机关的称为职务担当者，不仅包括机关首长，还有业务单位主管和业务承办人员等，只要在年度业务分配计划中有权限在相关的公文业务上署名的人就属于职务担当者。来源：《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8期。
摘要: 承诺的普遍存在、司法适用标准不甚明确和社会认知的混乱催生了行政承诺型式化的现实需求。[13] 二、行政承诺型式化的内容与界限 行政承诺属于行政主体为便于达成行政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属于自由裁量的范围，目前在我国是一种未型式化的行政行为。
[21][徳]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6页。[4] 1.承诺行为的影响 在行政实务中行政主体的承诺常常出现在承诺奖励的领域，尤以涉及协助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协助招商引资两类案件居多。
[7]参见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1]洛开行初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洛行终字第159号行政判决书。行政承诺的作出很少有明定的法律依据，而法律的制定也非朝夕之事。
[18]在非行政承诺的表现形式中，行政承诺型式化外延的反向界定即让相对人在明确的认知形式下，确保其预期和制度安排的安定。笔者收集的典型司法案例是曹霞诉孙旗屯乡人民政府行政允诺纠纷一案，[7]案中留有的书面承诺——购买养老保险通知书表示为感谢曹霞夫妇自觉执行只要一个孩子和绝育手术的计生政策，乡党委政府决定，从1991年5月31日起，为他们公费加入养老保险。学者W. Schick和H. J. Knack都认为承诺行为是实现带有明确的拘束意志表示的行政处分，是行政机关在公法领域的个案中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力的公权力措施。在不因法废食的情形下，行政法学理论应当先行。
第三，缺乏对外的直接法律效果，或者说许诺没有像行政行为为最终处理那样强的约束力，这种有限的约束力不符合行政行为的属性吗？ 行政行为的效力分为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作为行政活动基本单元的行为，理论上其区分越趋精细，就能对行政活动进行越繁密的合法性控制，便越能符合依法行政要求。
4.有利于体现行政承诺本身的特性 行政国家诞生以后，传统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受到冲击，有限的行政行为形式（新行政手段）选择自由理论逐渐确立。后一项行为倒类似事实信息的提供。
法制于此感觉力不从心，权利于此战战兢兢。[19]日本称其为确约，乙部哲郎认为行政承诺是行政单方约定将来其行为或不行为，所为课予自我义务之言行。
[20]综合以上定义，笔者认为，行政承诺是行政主体单方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的自我课予将来行为或不行为的具有约束力的高权性意思表示。[49]王秋实：《委托北京律师赴云南巧家县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诉讼赵登用家属起诉云南巧家警方索赔200万元》，《京华时报》2012年9月3日第016版。对比以上两种观点，后一种观点提出的型式化内容最为具体、明确和全面。购买保险是事实行为，如果针对购买保险行为提起诉讼，就会因其为非具体行政行为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
[34] 事例二：提出四个更加 2010年3月5日上午，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四个更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对于缺乏对外的直接法律效果，或者说许诺没有像行政行为为最终处理那样强的约束力的问题，行政承诺中如果行政机关没有自我拘束的意思，那就不是行政承诺。
德国学者平特纳认为行政承诺是行政机关在将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单方表示。行政的法律化使国家行为可以确定，个人对此可以预见，法院可以审查。
过窄型式化难以应对诸多复杂易变的现象。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弱化了行政承诺的作用。
